（一）什么是图尔敏论证模型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论证模型，由英国哲学家图尔敏提出的。这种模型由六部分组成：根据（或叫资料），用来论证的事实证据，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小前提。

结论（或叫主张），就是被证明主题、观点。

担保（或叫理据），用来连接证据和结论之间的普遍性原则、规律等，是连接证据和结论之间的桥梁，常常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支持（或叫支撑），用来支持担保（大前提）的陈述、理由，它不直接支持结论，而是支持担保，证明这些普遍性原则是真的。

辩驳，为了让自己推论无懈可击，提出自己知道的反例，并作反驳。

限定，对担保、结论的范围作适当的限定，从而使自己的结论更合理。

图解如下：

图尔敏论证模型在复杂的论证结构基础上，多了支持、反驳、限定三个要素，因此证论更合理，更切合一般议论文的结构安排。

（二）图尔敏模型的论证思路

假设最近你的新牙医在检查后告诉你：“你需要拔掉这个这个、这个……总共七颗牙齿。”（结论）

这对你无疑是晴天霹雳！“什么？”你尽力压住震惊，耐着性子问：“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拔掉这么多的牙齿？”

牙医回答说：“因为你的这个、这个、这个牙齿的牙周有菌。”（根据）

听到牙医的话后，你有点迟疑，心想：这么多牙都要一次性拔掉？在你犹疑不定时，牙医又说：“这些牙的牙骨已经损坏，再不拔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损失更多。”（根据）

牙医见你还不说话，他又再次重复说：“凡是及时尽早拔掉被细菌感染的牙，旁边的牙齿就不会受到细菌影响。”（根据）

你冷静下来，觉得牙医有点靠不住，就问他：“我的牙周怎么会有菌呢？牙骨怎么会损坏了？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来除菌吗？”

见你有点动摇，牙医递过来一张X光照片，说：“你自己看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些黑影就是你损坏了的牙齿的骨头，很深很严重。”(根据）

你有点相信，但还没有表态，牙医继续说：“医学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口腔内的细菌极易快速发展。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没有别的办法能阻止细菌发展。（担保）哈佛医学院牙科专家很认可这种办法。（支持）”

牙医看着你，又说：“有的人很任性，就是对自己的坏牙不理不睬，随其发展，这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表现。在去年，一位朋友的牙齿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但他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耽误了时间，结果本来是五颗牙齿的问题，却成了十二颗牙齿的问题。”（反驳）

你基本相信牙医的话了，在下定决心前还是不放心的说：“拔掉这七颗牙后，其他的牙齿一定不会感染吗？”

医生就坚决地说：“我们采用其他辅助办法，并且定期治疗，（限定）一般是不会影响的。（最终结论）”

这样，经过一系列地图尔敏式的论证，你就怪怪地掏出钱，让牙医把你的七颗牙无缘无故地敲下来了。

（三）图尔敏结构在说理中的应用

中产阶层：一个物质意义上的概念

谁是中产阶层?这在舆论中虽然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但在整体上偏差并不会太大。首先，中产阶层与收入有关。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它们更倾向于用“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一词来描述中产阶层。人民日报 　　而在坊间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地将中产阶层指认为一种生活范式和消费方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日开着自备车，载着家人外出游玩。”胡润认为这是上海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范式，其实它也符合许多人关于中产阶层生活范式的想象。至于消费方式上，在媒体和文化产品的描述中，中产阶层的图像也越来越清晰:在宜家买北欧风格的家具，品星巴克咖啡，用日本马桶和电饭煲，做烘焙，吃秋葵和全麦面包，赏樱花，跑马拉松……中产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无不透露着“精致”，以及某种格调，这得以将他们与普罗大众的生活“区隔”开来。

　　总而言之，无论是收入标准、生活范式还是消费方式，舆论讨论的中产阶层都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的概念。但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那里，我们就知道，“阶层”从来就不是纯粹经济或物质意义上的定义。同样地，西方国家所谈论的中产阶层，也不只是指涉收入，它还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认为:美国的中产阶层构成了美国民主体制的根基。美国学者李普塞特《民主的一些先决性社会条件: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一书中也强调，经济发展通过中产阶层这个媒介或中间变量，促进了民主化的发展。而英国学者劳伦斯·詹姆斯在《中产阶层史》一书如此总结:“中产阶层改革运动的任务应当以道德改革、生活改善、协助社会治理为重，目标应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无论欧美学者谈论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是什么，它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比如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参与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同情与敬畏，对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但在中国的舆论语境中，中产阶层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概念，我们谈论的只是收入、消费，而不是随着物质财富而不断增长的良好教养、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自然不是要求每个中产阶层都要“看不起金钱”，这既乡愿也不现实，但我们相信良好教养、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却可以让中产阶层在精神上更有定力、更强大。

只可惜，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被物化了，他们只受物质的牵绊，轻易受物质牵绊，以物喜以己悲。这在根本上注定了，他们是“脆弱”的。

　　中国中产阶层的“脆弱”根源在于他们单一的物质追求，他们被物质绑架了。自然地，他们的不安全感主要也是来自于物质层面，比如收入的降低，消费能力的不足，现有生活方式的被破坏。具体看来，压力主要来自于这几个方面:

　　首要的是房子。北京、上海、深圳房价均价在4万元/平方米以上，假设一对夫妻在首付比例最低、贷款期限最长的情况下，在深圳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辛辛苦苦凑够72万元首付款后每人每月要还多元房贷，如果两人工资均在北上深平均线水平(元上下)，还完房贷后所剩无多，更别提中产了。这时，一个房贷轻易就把他打入底层—他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并且抵抗不住任何意外风险。

　　其次是孩子。中产阶层比其他人更明白教育对于命运改变的作用，他们也希望子女至少能够延续他们的阶层地位。因此，在中产阶层集中的大城市，成人世界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向孩子靠拢。子女的教育支出逐渐成为家庭的重头戏，学区房、早教班、托儿所、课外辅导、留学，每一项每一年可能需要几万甚至十几万的支出。无论是《虎妈猫爸》《小别离》等电视剧，还是媒体报道的《中产教育鄙视链: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无不折射中产阶层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疯狂”，而这样的投入往往伴随的是父母无时无刻的焦虑以及生活质量的下降。

　　应该看到，即便有房子、孩子以及医疗、养老等巨大压力，不少中产阶层都能够应付得过来，生活质量也还能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有一份稳定、体面且待遇优渥的工作。工作，这是中产阶层安身立命的根基，工作让中产得以保持稳定和平衡，可如今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产阶层的工作也不再稳定了。

　　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服务型经济的建立，大多数中产阶层不以出售劳动力为主，而是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为立身之本。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层在职场中确立了优越和体面地位，并以此为傲。可随着技术突飞猛进的革新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脑力劳动者的功能很可能难以跟得上技术进步，或者轻易就被机器取代。与市场上的体力劳动者相比，中产阶层愈发成为具备高级知识的廉价劳动力。并且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下行的语境下，不少企业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许多员工由此被裁。原本脆弱的中产，一旦失去了工作的庇佑，他们便堕入底层。

中产阶层不是上流阶层，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务自由抵抗一切风险;他们也不是社会底层，社会底层已经早习惯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中产阶层夹在二者之间，“上升的通道固然非常狭窄，但下滑的通道始终是敞开的呀”（侯虹斌语)，可他们俨然已经无法想象、无法适应底层的生活了。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维持平衡，如同走钢丝的人，他们总是在从他人的风险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担心自己随时跌落，因此他们内心焦虑万分，不安全感挥之不去。

初始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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