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社会边缘化和半合法化的生产者，民营企业本不应该以中国产业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成分出现和成长。民营制造企业不仅不能够从国有银行获得金融资本，还经常遇到政府供应商长期低质量和迟滞的供货。三个要素使得民营生产商能够在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开展竞争：新创民营企业（尽管面临上述困境）的快速加入，自下而上形成的一体化产业集群，由专业供应商组成的产业链。

产业集群最典型的特征是，在地理相近的区域内，竞争和合作的企业能够进行相互联系与互动。正是这种互动，奠定了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基础。产业集群不仅可以增强信息沟通，而且其网络中的社会性机制也能产生维持信任和合作的商业规范。通过合作和联合解决问题，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并增强了在各自细分市场中的战略成长能力。

在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集群内部自下而上的过程，逐渐形成了由生产商、供应商和分销商所构成的自治式网络，并脱离了国家控制的产业和商业体系。其他民营新创企业会模仿其分支市场中早期成功的创业者。随着新企业进入市场，生产商的集聚效应吸引了相同产业中的供应商和分销商，同时也吸引了专业型的生产商作为其外包企业。这就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环节，进而降低了小规模制造企业进入市场的资本壁垒。

地方经济很快就因为聚焦于同一产业而广为人知，并成为一块吸引技术工人和其他专业化生产者的磁铁。随后，这个过程呈现出一种自我加强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动态成长状态。通常，成百甚至上千个制造商所处地理范围内的相近性，使得从采购下单到产品制造的整个生产流程快速运作。制造商需要的所有产品组成。部件，都可以从现成的供应商获得。

小型卫星型工厂作为衍生企业依附于大企业，并为其提供一揽子现成的半成品。这些衍生出来的分包商通常与大企业保持长期的私人关系，并从以往的工作经历中获得了创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作为小企业，它们富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且具备在短期内生产专业化产品的能力。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确保了技术工人市场的稳定，并持续吸引和训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一旦一体化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形成之后，企业的运作成本就会下降。同样，被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组织惯例吸引，配套产业中大量的创业者和小商贩也会涌入集群。而且，空间集聚还帮助制造商与专业的附属型企业达成外包协议，从而节约成本。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的民营企业规模，可以从小型的个体户到非常大型的企业。例如，在浙江省西南部的山区，创业者创办新业务时，可以利用当地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承包商、原材料供应商和分销网络等产业基础设施。

永康市拥有53万人口和超过家在册民营企业。其中，家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其余的家企业则作为这些外向型制造企业的承包商、供应商和分销商。制造业经济的整体规模很大，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参与其中。截至年，围绕着纺织品和家用电器产品，83家电动工具生产商、40家专门的金属冶炼企业、50家家用电器制造商和45家不锈钢生产商，构成了整个行业上下游的密集网络。

拥有这些在重叠细分市场中集聚的企业，永康市产业集群的制造商们相信，对于他们的企业而言，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人们会质疑永康市的偏远地理位置。对于这些质疑，应卫中，一位专业刀具的生产者自信地回答：“我们在这里要比在上海好，因为这里的信息更多。在这里，你可以在周边地区找到产品的零部件、工人和供应商，并且价格和质量都是最好的。”

类似的，杭州南部的大唐县，个村庄里有0名左右的工人在从事袜业生产。大唐县主街道和周边的村庄遍布了袜业生产的布料、纱线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商。整个县城有近家袜子生产商，由专业化供应商和销售商所组成的密集网络给予支持，包括超过家的原材料供应商、家与原材料加工相关的企业、超过家专门的缝制商铺、5家印染厂、约家布料定型的加工店、家包装厂、家机具商店、家袜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商、家将袜业产品送至客户的物流商。

尽管还没有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但是这种小型制造商的集聚效应，以及由产业集群中专业供应商和分销商构成的多样化网络，保障了大唐县的手工业者和极小规模的企业实现了范围经济。为什么产业集群会遍布长三角地区？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南通的一位食品加工器械制造商所总结的：“首先，这里有市场优势，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区域内生产什么；其次，很容易在这里找到配套设施……

比如，如果客户要求的产品比我们做的简单，我们就可以找其他生产商替我们做，但是使用我们的品牌……最后，因为竞争和高强度工作的压力，我们可以生产得更快。”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优势来自多方位交融和重叠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其他地区，都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产业集聚密度。浙江省85%的民营企业是聚集在产业集群内的。在这里，大多数城市都有几个产业集群，它们要么是自然发展和演化而来，要么是坐落在当地政府发起的产业园区内。

新创民营企业的集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区域经济与国家整体的经济结构大相径庭。如果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经济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内陆省份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话，那么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群则是从经济改革初期，就开始创建的一个逐渐扩大的民营产业“岛屿”。这保障并激励个体制造商迅速从国家管制的供销渠道中脱离出来，并建立了独立的供销网络。

实际上，在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基本从国有和国家控制的工业经济中脱离出来。作为供应商和客户，这些制造型企业所有者要与其他民营企业开展业务；相反，它们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承包关系很少，这进一步加强了长三角地区内民营经济的独立性。本章中，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社会结构。特别地，强调人际间的交换和多样化关系——在其中，从业者用多种方式打交道——是稳定商业网络的核心特征。

通过信息共享、联合开发市场及短期融资等各种方法，集群从业者强化了产业集群内部商业关系的互惠和信任。互惠和信任，为既有的商业关系增加了超出纯粹经济利益的价值，为稳定商业网络提供了“社会黏合剂”。重点考察上述机制如何为市场参与、惩罚违法行为、中断高成本的商业关系提供便利，进而促进企业服从社会规范，这是使民营经济在主流经济体制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条件。

产业集群的社会结构产业集群通过集聚效应提供了生产力优势，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无论是在意大利北部普拉托和威内托地区的纺织业，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从硅谷到班加罗尔地区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不论什么样的行业和企业规模，这样的集聚效应都能为其提供非常大的利益。空间上集聚的产业集群，通过地理相近性为供应商和分销商节省运输成本，并且可以发展出具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公共劳动力市场。

另外，集聚还有利于信息的溢出。鉴于这些优势，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地理上集聚的产品生产，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制造业的一般规则，而非例外情况。在他的模型中，范围经济（制造业区域内）和面向顾客市场的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现象。

为了充分理解产业集群的优势，我们需要将地方性市场和网络的制度结构纳入分析框架——“显然，空间相近性对于解释企业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并做出反应，是不充分的”并作为与硅谷和公路地区经济的比较分析。”更重要的是，由创业者、工程师、研究人员和风险资本家构成的复杂网络，以及其中持续性的社会互动，能够带来新的资源组合并促进创业行为。

地理相近性还促成了利于研发行为的社会网络。地理集聚引发了内生性增长，其方式是“如果一个人想出一个新的想法，就会被人拿去并加入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会成为进一步创新的来源”。＂地理集聚区域的制造业从业者，会以面对面的方式传递和筛选大量信息。没有这些，建立企业声誉、合作、达成交易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对产业集群优势的经济学分析，“很有可能是不完整的；除非，这种分析是来自地理相近性所产生的最根本特征－面对面接触”。同样，“面对面交流产生的思想和价值的流动，可能是城市最重要的特征”。持续的互动增强了信任和合作行为。

结语

正如一本有关纽约高端服饰制造商中意大利人、犹太人和中国人人种学书籍所详述的，“嵌入性关系包含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制度，保障了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以及解决“忙忙碌碌＇的问题。这些制度与“退出”等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相比，提供了更快速和更明确的反馈……这些制度使企业能够解决问题，并加快学习和修正问题”。